知识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而“一切学问都是阅读得来”。专业科研人员的文献阅读通常不是兴趣性阅读，而是功利性阅读。其目的在于，从广泛阅读中开拓视野，从系统阅读中建立知识体系，从比较性阅读中提升品位，从阅读思考中形成见解，从批判性阅读中提出新思想等。

  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大部分“腐蚀与防护之友”来说，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对文献阅读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人，包括有些很有实际贡献的重要学术带头人，其主要精力也不在系统读书上，而是在其它方面。

  这很正常，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刘项原来不读书”嘛。

  只是在我国由于做学问的“简约、整体、急功”文化传统和“学术行政化、头衔化、指标化”体制的原因，情况稍微严重些而已。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大学去行政化、去头衔化”的主张，这是很不切实际的，既不符合传统，也不符合国情。甚至可以讲，近几十年国家科技领域的重大进步正是来自于这种高度行政化的体制。估计几十年后还会是这个样子。这个问题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所以我这里只想基于传统与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从大学教师的职业需求角度谈点集权性团队阅读与创作的体会。

  大学教师的任务相对单一， 本质工作就是读书、 教书、做与之相关的研究。教师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学生的眼光有多高、视角有多宽。更放大些说，国家的长远科技能力是在大学、甚至中小学的课堂上决定的。题目太大，这里只讲阅读与创作有关的问题。教授在大学中就是一个集权团队的首领。大家平时交流中，普遍感觉如何读文献和总结文献并在教学中传授给学生或系统介绍给产业技术人员，在研究中形成特色与达到高的水平，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自己多年前就号称是做不锈钢局部腐蚀评价方法解读的，唯一的任务就是系统重现国际上已有的工业评价标准建立过程、明确各自适用性及对应理论依据并介绍到企业中去，而且近 20 年中也确实在这样做的，在复旦指导过的研究生就有 60 多人。如此窄的领域，按理应该对不锈钢腐蚀评价技术掌握得很好，其实不然。原因何在？一是我们的基础与经验不足，整个腐蚀评价体系全部是洋人搞出来的。二是不锈钢的腐蚀文献众多，最早可以上溯到 1820 年。特别是在上世纪初工业不锈钢诞生后，积累的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目前每年大约有 3000 篇新的文献发表。想把这些文章读遍是不可能的。而且，自 50 年代各发达国家应用研究成为国家控制目标、70 年代成为大公司垄断对象之后，只有碎片化与广告化发表的应用型工作结果，而无系统详细工作的公开报道了，导致很多结果很难重现。“不读尽天下书，不可信口雌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洋教授的做法是， 以牺牲宽度换取高度。 如， 麦当劳只做钝化膜、纽曼只做点蚀扩展、帕肯斯只做应力腐蚀的慢拉伸等等，采取的是“集约化”方式。但我国目前整体上尚处于“粗放型”研究阶段，虽然也有些类似的模式，如我熟悉的两位师弟，李晓刚的自然环境腐蚀和郑玉贵的双相流腐蚀都是很成功的例子，但毕竟没有成为主流研究模式。

  受制于客观因素，主流基本上还是以经费方向为方向，灵活多变，很少有固定窄方向的专业团队。

  腐蚀历史文献的阅读与解读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交流。借助现在才能加深对过去的理解，同时，借助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还需注意到，“现在”一直在后移，这导致对于历史文献的解读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从而对腐蚀学科来说，永远也不会出现定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因此对过去成就的总结、简化、抛弃、重拾工作会更加繁重，永无止境。腐蚀研究的分工细化与专业化势在必行。而这正是我们这些所谓“腐蚀学者”特别是教授的任务。由于非一人之力所及，特定方向的团队阅读与解读将会显得益发重要。

  何为团队阅读？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方法，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就是“资治通鉴”的方式。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支笔写成的。但文献阅读是由大批学者进行。跨越 1300 多年的历史总结，其文献阅读量之大，绝非一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完成。司马光的目标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除大量学子阅读与创作外，几位重要学者在初稿写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自成一家。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窃闻司马光之作 《资治通鉴》

  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当时祖禹所修长编，盖六百余卷，光细删之，止八十卷”。也就是说，司马光是在别人的长篇著作的基础上缩写的，整书是团队阅读与写作的成果。

  不可否认的是，司马光居功至伟。他的贡献，用我在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中的顶头上司、中国唐朝文学会会长陈尚君的话说，是“曰史观通达，曰方法得体，曰助手得力，曰亲力亲为。缺了其中任何一项，必无所成。特别是亲力亲为，全书一手写定，更属难能可贵”。司马光一人精心选材，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神宗皇帝序其书， 以为 ‘博而得其要， 简而周于事' 。 中间，司马光作为“导师”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他在学生培养方面也花费了大量功夫，留下了“逸马毙犬于道”的千古美谈。

  腐蚀是传统应用学科，历史长、文献积累多，想搞团队阅读与创作，说起来易，做起来难。我自己当年也曾下定决心，要通过 100 名研究生的 25 年的解读与实验研究，搞出我国的一部不锈钢局部腐蚀评价技术的所谓阶段性“资治通鉴”初稿。但是十几年过去了，尽管也算努力，但至今连个影子还没有。正所谓“有司马光之志，无司马光之才”。只能用司马迁的话勉励自己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复旦学生的才华无容置疑，可见主要是学术带头人不行。团队阅读与创作的关键，是学术带头人的选择与培养。此外，教训还有，涉及的领域过宽，远没有达到洋人的以牺牲宽度换取高度的境地。 “成功的经验都是编出来的， 失败的教训才是真实的” 。

  基于这种教训，我们腐蚀界的研究领域窄化与高度专业化、同行的详细分工合作应该是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至于如何实现，就没有什麽具体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