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国家项目,不仅能提升技术能力,更是对企业的认可,别人可能会高看我们一眼,谈起合作来腰板也更硬了。只是,这些项目高高在上,我们似乎很难够得着……”
在对四川省的成都、绵阳,河南省的郑州、洛阳和浙江省的杭州、宁波这3省6市121家企业的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支持、鼓励企业承担国家项目的政策和措施,但不少企业在申请时依然障碍重重。他们呼吁,应给予企业足够的信任,把国家项目的经费花到实处,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
项目申请“重名头轻实力”
一些政府部门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还不够信任
一家企业申请项目,评估专家对申请材料的语句、格式等方面抠得很细,直到项目被拖黄
今年,浙江一家民营企业的市场负责人张越(化名)准备第三次申请工信部项目。基于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的考虑,该企业2016年上下半年共两次申请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相关项目。一开始,张越信心很足:“我们申请的项目和自身业务密切相关,公司在这方面又有丰富的应用经验,曾经给150多个客户做了服务方案,在业内数一数二。而且公司在省里评审时就是重点推荐的企业之一,实力肯定没问题。”
评选结果并未如张越所料。项目公示时她发现,入选的大多是有央企背景的科研院所。张越告诉记者,她曾打电话向工信部咨询企业存在哪些不足,以便下次可以改进,答复往往是“专家很多,评审的意见可能不一样”“项目涉及的部门比较多,不清楚哪里没通过”。
“这样一来,我们想改进也不知道从哪着手。”张越说,公司虽然打算继续申请,但有过前面几次失败经历,总觉得底气不足。
类似这种情况,让不少有实力的企业很难实现借助科技项目再上一个台阶的愿望。浙江一家从事汽车相关行业的民营制造企业,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产品创新升级。2015年,该企业申请国家某项提升工业基础能力的项目,能享受到相对低利率的贷款。可让企业行政总监万方(化名)遗憾的是,政府、银行等支持单位和企业前后忙活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项目批复后,我们就把材料提交给了放贷银行,但因为经办部门对民营企业不了解,顾虑比较多。项目审批方请了专家来做第三方评估,这位专家从可研报告开始提意见,对材料的语句、格式等方面抠得很细,反复修改几次就超出了计划的时间。”万方说,我们理解专家的谨慎,但这位专家也不一定了解汽车行业的市场运作模式,因为彼此不熟悉增加了双方的沟通成本。“比如专家问我们项目不成功怎么办?实际上,对汽车行业来说,我们报的项目一定是产业化的项目。因为不能投产企业是要买单的,所以肯定是有市场才会去申请项目。”
更不巧的是,2016年8月,国家出台新政策,这类项目贷款需要执行基准利率,对企业降低财务成本已没有实际意义,于是该项目搁浅了。
企业普遍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还不够了解、不够信任,而最需要支持的,往往是这些具有创新力的初创型民营企业。“项目给大学、科研院所、央企,哪怕投错了也没关系,而把项目分配给企业特别是民企就比较谨慎。”有企业家说。
有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一些国家级的项目都要求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申请,初衷是希望利用高校院所资源,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但实际上许多高校院所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的能力还不如企业。
许多企业负责人呼吁,国家项目评审时,要平等对待高校院所、大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应重点考察技术水平和匹配程度,而不应以机构性质、大小等来权衡。
“萝卜”申请“量身定制”
来自企业的专家意见常常不受重视
有的项目指南甚至连计算机的数量、品牌、型号都罗列出来,只要发布,就是人家碗里的菜
“申请指南这样写,设置这些条件,行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项目是给谁的,项目在指南发布时就已经分好了。”说起某一年发布的“十二五”重大新药专项,成都一家生物医药企业负责人有点郁闷。
这位负责人说,国家战略本来只是指明方向,但有的指南设置一些不必要的条件,甚至连做药的靶点都很明显,几乎等同于“萝卜”申请。“这就好比买电脑,先规定要求什么牌子的,又规定13英寸,同时又要求红色,这些条件基本是排他性的,符合条件的就那么几家。”
更让该负责人吃惊的是,获得重大专项的项目中,有些根本就不是创新药,其中一些药企没有什么创新能力,理论上连参评重大专项的资格都没有。他还提到,某一年国家重大新药专项,某国立研究所占了将近1/3的项目。“这个研究所有资深院士,研究水平是很厉害。但在这个行业里,我了解彼此的水平,我们的水平不比他们差。”
项目指南的“套路”并非只在生物医药领域才有。调查中有企业反映,许多项目申报指南的条款,一看就是为某些高校院所或与之有关系的某些企业“量身定制”的。“有的项目指南甚至连计算机的数量、品牌、型号都罗列出来,只要一发布,就是人家碗里的菜了。”有企业负责人说。
企业还反映,一些部门编制项目申请大纲和目录时,多数时候只在专家教授中讨论,很少考虑企业诉求,来自企业的专家比例也非常小。由于不了解市场,一些国家项目立项时就和市场离得比较远,甚至已经落后于市场。在一次项目交流中,一位企业技术骨干发现一个关于机床的国家项目准备立项研发,计划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理念。其实,这家企业早就研发出了同类产品,而且远比立项要做的项目好。
“这是对科技资源巨大的浪费,真让人哭笑不得。”这位技术骨干说。
在某企业任总工的于小伟(化名)是国内机床领域的权威专家,他曾参加过相关领域的指南讨论和项目评审,但不久就发现自己说不上话,意见也没有分量。“一些管理部门似乎不希望企业的专家参与,请来的有些不是细分领域的专家,评审时写的往往是‘八股’材料,甚至说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等不符合实际的话,这些话真正的专家是不敢轻易说的。”
不少企业建议,在科技计划制定、项目申报编制中有必要充分吸纳企业的科技骨干参与,让企业有充分的话语权,以更好地对接市场,避免科技资源浪费。
“红顶中介”借机牟利
仅仅按申报指南说的报材料,往往评不上
有中介机构对企业说:“通过我们保证能评上!条件是事成后收取30%的项目经费作为‘咨询费’”
申请高级别的国家项目一直是河南新天科技的心愿。多年来,企业一直在努力申报科技部的重大项目,但屡战屡败,从来没成功过。2016年,一家中介机构主动找到企业,对方打包票说:“通过我们来整理材料、申报,保证能评上!条件是事成后收取30%的项目经费作为‘咨询费’。”
“这本来就不规范,我们企业哪敢做?而且要被拿走项目经费的30%,项目做下来后企业说不定还得贴钱。”新天科技董事刘畅告诉记者。
和新天科技一样,很多企业家表示,他们在申报过程中经常遇到打着咨询服务等旗号的中介机构。这些中介之所以有生存空间,正是看到很多企业想申请项目有困难,而它们手中有资源可以帮忙疏通关系。
四川某企业负责人说:“所有的项目都有申报指南,但仔细看这个指南,会发现该说的话只说了20%—30%,如果仅仅按指南说的报材料,铁定评不上。只有向中介咨询,才能打听清楚,写出符合要求的材料,而‘咨询费’大约就是项目经费的30%—40%。”
“企业去申请国家的科技项目,如果你不清楚立项如何评估、要害是什么,根本就申请不到,这其实是一种‘潜规则’。”成都振芯科技总经理助理海洁说,一些初创型小企业或者海外回国创业公司可能有技术,但对环境不熟悉,也没有行业资源,需要到各方面咨询。而有些信息政府没法提供咨询,企业有时只能去找行业协会下属的组织等第三方去咨询,这种第三方常常也扮演着“中介”的角色。
资源分配不平衡
非一线城市或不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获得项目支持的比例偏低
项目评审专家几乎成了“兄弟伙”,今年你拿一些,明年我拿一些,拿到项目的总是那些人那些企业
调查中,四川、河南的企业普遍反映,我国科技资源的分配不够均衡,非一线城市或不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获得项目支持的比例偏低。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成都一位企业家告诉记者,近年来,北京、上海拿到的生物医药科研项目几乎占大多数。
“有关部门在生物医药科技项目评审时主要请北京的专家,项目编制是他们,评审还是他们,长久就成了‘兄弟伙’。”该企业家告诉记者,每次参加科技部、发改委的重大新药专项申请答辩,虽然答辩效果很好,但由于“圈子”中的人不熟悉西部的情况,他们必须做得好出一大截才可能分到一杯羹。
这位企业家说,“兄弟伙”彼此都很熟,评审前基本已经打好招呼了,今年你拿一些,明年我拿一些,蛋糕就这样切来切去。“拿到项目的总是那些人那些企业,撑的撑死,饿的饿死。”
针对优化科技资源分配问题,企业认为,科技项目评审应以实力论英雄。同时,应兼顾公平,也鼓励创新,可以尝试在不同城市设定相应的比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比例高一些,但一些相对偏远的城市也应该有一定的比例。“科技资源不能总是集中在某一个地域,某几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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