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要发论文，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们第一时间会选择SCI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可就在最近的一年内，很多高校明确建立了各自的期刊预警名单。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最新一例来自于云南省昆明学院。
该学院科研处根据20份全国高校、医院已公布的“期刊黑名单”，统计梳理了17个被5家以上机构拉黑的期刊，提醒“各位老师在近期投稿时注意长期影响，决定是否避开存在争议的期刊”。
在昆明学院科研处公布的“期刊黑名单”中，Medicine和Oncotarget以被拉黑20次而名列榜首。
这并非首例高校公开发布的期刊预警名单。
期刊投稿乱象拉响警报
2018年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随后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通知提出，科技部要建立学术期刊预警机制，支持相关机构发布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预警名单，并实行动态跟踪、及时调整。
“将罔顾学术质量、管理混乱、商业利益至上，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术期刊，列入黑名单。论文作者所在单位应加强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管理，对在列入预警名单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科研人员，要及时警示提醒；在列入黑名单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各类评审评价中不予认可，不得报销论文发表的相关费用。”
随后，2018年6月20日，华东政法大学公布《负面清单期刊目录》，包括中国中南传媒主办的《办公室业务》，黑龙江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黑龙江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主办的《北方经贸》等67种期刊。
2018年10月31日，华侨大学图书馆官网发布《投稿请避开SCI期刊黑名单》。
华侨大学图书馆称，这些期刊自引率过高或者互引率过高，JCR数据库将通知其整改，整改不通过将被踢出数据库。
今年1月4日，合肥工业大学建立《“重点监控期刊”目录》，其中包括国内学术机构公布的“需重点监控和评估的期刊”、“学术期刊负面清单”等。
Advances in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等60种期刊被列入《“重点监控期刊”目录》。
在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温州大学特聘教授傅守祥看来，各高校列入“黑名单”的期刊，基本上都是学界心知肚明的“烂期刊”。
这些期刊以挣钱为目的，放松论文评审、做虚假论文评审，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论文评审，使论文发表完全沦为“一手交钱、一手发文”的“独特生意”。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原主编、编辑乌东峰受贿案。
曾被评为CSSCI期刊的《求索》杂志，长期以收取高额“版面费”在学术界“臭名昭着”，发表一篇论文被收取的“版面费”最高达到5万余元。
至2018年8月底，中国裁判文书网陆续公布了涉《求索》杂志案受贿、行贿的8份判决，经法院认定，乌东峰收取的论文“版面费”共近千万元，而收取的这些“版面费”“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杂志社”，全部成了乌东峰的个人财产。
一些英文期刊，甚至成为专门为中国科研人员“量身打造”的低质量论文发表平台。这些期刊往往是数据造假、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藏身的“窝点”。
当前“烂期刊”现象的猖獗，从近些年频发的大规模撤稿事件中也可见一斑。
“期刊投稿乱象已经非常严重，对中国的学术生态造成了很大伤害。”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胡升华告诉《中国科学报》。
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一批掠夺性期刊、虚假论文评审期刊、不讲质量只讲经济效益的期刊剔除出主流评价体系势在必行。
“烂期刊”存在背后的逻辑
如果把期刊投稿种种乱象比作一场森林大火，“烂期刊”就是各处“明火”，是需要首先扑灭的。而防火的根本不能是“哪里有火扑哪里”，关键还要找出背后的火源，提出更全面的防火措施。
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烂期刊”之所以长盛不衰，其背后的逻辑之一是高校评价体系导致的旺盛需求。
据统计，截至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在校生规模为1639024人，比2007年增加了66.7万人，涨幅为68.5%。博士研究生在校生342027人，较2007年增加了222508人，涨幅为53.7%。
“很多高校博士研究生毕业需要两篇C刊论文，硕士毕业则需要1篇C刊论文。
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职称晋升、申请项目时，也有论文发表数量的硬性要求。”傅守祥说，全国如此多高校、研究生和高校老师，都需要发文章才能应对当前的考核评价体系，对高质量期刊论文发表来说，肯定是“僧多粥少”。
在这种情况下，论文买卖市场也就应运而生了。
胡升华认为，现有科研评价体系使部分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把完成科研成果变成了一种交换手段。“如果我们再不从评价体系上做一些根本改变，任由现在的情况发展，会对学术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很大影响。”
除了科研评价体系造成的需求外，也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所谓“烂期刊”的存在有其自身的逻辑。
科学网博主李霞有三十余年中外科技期刊与中英文图书管理经验，她曾在一篇博文中反问道：“国外那些交了钱就发文章的刊物就一定是垃圾期刊吗？回答也许是肯定的，也许是否定的。”
李霞认为，这样的刊物之所以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绝对不是偶然的。有时，它们甚至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在一个真正弱肉强食的竞争机制里，这类刊物通常能够起到调节权力平衡、让“小人物”们也有一席之地的杠杆作用，即使是“垃圾”，也有变废为宝之功。
“这些期刊的存在，如同学术期刊金字塔的基础。虽然水平可能不高，却是迈向高水平的起点。许多刚入行的新手，往往是在这类期刊上练过的。”李霞博文中写道。
除了给“科研新手”练手外，很多并不被主流学术界认可的期刊由于可以快速发表，往往比发稿周期较长的高质量期刊更能满足科研人员对“首发权”的需要。
某985高校长聘教授胡凡（化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由于各高校在筛选进入“黑名单”的期刊时没有统一标准，不排除开列“黑名单”时的“误伤”。
纵观各高校开出的期刊“预警名单”，其中有部分期刊并不完全重合，可见各高校在筛选进入“黑名单”的期刊时，不一定遵循同一标准。
前述华侨大学期刊“黑名单”的选择标准之一是自引率过高或互引率过高。
“如果单纯看自引率和互引率很，难做出准确判断。”胡升华认为，把引用率作为评判期刊质量的标准并不科学严谨。
实际上，在被当做判断标准时，任何刚性的指标体系都很难避免误伤。比如，刊发文章数量多就一定是“烂期刊”吗？不一定。
引用率、自引率和互引率比较多的期刊就一定是“烂期刊”吗？也不一定。
基于此种考虑，胡凡认为，只要期刊是合法期刊，就没有必要否定。
在采访中，有学者认为，“烂期刊”有生存空间是由评价体系不合理导致的，为了净化学术风气，必须大力清查，即使矫枉过正也无不可；也有学者认为“烂期刊”之所以存在，有其在学术生态中的位置和自洽逻辑，况且“期刊黑名单”判断标准不一，难免造成“误伤”。
这两种观点看似相左，实则指向同一个价值判断——以研究成果本身的质量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
“只要是在合法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就在学术界中留下了研究的证据，我们对它的评价不能以期刊作为标准，不管这个期刊是‘好期刊’还是‘烂期刊’，而要以研究成果的质量作为最终评价标准。”胡凡说。
完善同行评议机制是根本
不以指标“论英雄”的评价，最终只能依靠学术共同体完善的同行评议机制来把控期刊质量和研究质量。
胡升华认为，整个期刊行业的管理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出版行业管理，比如依靠出版业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进行监管。
但对学术界所谓“烂期刊”，我国目前的管理环节还比较薄弱，尤其对国外的一些英文刊物更是如此。“仅仅依靠出版行业的管理这一个抓手，目前比较困难。”
第二是市场管理。
包括对盗版、假冒伪劣、侵权等的监管。这有待于市场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健全。
第三是学术体系的管理。
“学术界最了解刊物的质量如何，怎样做评判。”胡升华认为，还是要发挥好同行评议在学术评价和期刊评价中的作用。
对期刊的评价还是要以学术规范，而不是各项指标作为标准。
比如是不是有完整的投审稿体系，是否有外审环节？外审是否严格？审稿专家如何选定？审稿意见是否符合规范？
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比如由一定数量的相关领域同行专家对期刊进行匿名打分和评审。
胡升华说，从整个学术体系和学术生态治理角度说，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期刊乱象的办法。
而在胡凡看来，要想更为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完全放开对期刊的“执念”，关注研究成果本身。
观察国际一流大学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如德国马普学会、国际一流科研评选如诺贝尔科学奖评选，就会发现，期刊并不是他们评价科研成果的主要考察标准，而是看论文以及科研成果本身的原创性和影响力，这样的科研评价可以说是科研评价的最高境界。
比如，屠呦呦被授予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59岁快退休的女副教授唐娜·斯特里克兰被授予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刊登这两项成果的期刊，都不是世界顶级的期刊。
而所谓以研究成果本身为主导的科研评价，在胡凡看来，就是要做到不唯论文到底发表在何种期刊，不唯英文发表还是中文发表，而是依靠国内外学术同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论文和成果本身的原创性和优先权进行同行评议。
由此可见，从短期效应来看，为了遏制学术生态恶化的趋势，各高校开出“期刊负面清单”是必行之法。
“但这只是一个应急手段，只能用作堵漏洞，若将其当作常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胡升华表示。
采访中，有学者表示，只有解决了健全学术评价的价值体系这一根本问题，期刊乱象才能迎刃而解。
而只有建立高水平、高质量、高公正性、高度负责的同行评议制度，才能够完善学术评价体系。
在我国，同行评议制度是否起到了本应有的作用？到底哪些因素阻碍了同行评议制度有效发挥其学术评价的核心功能？
这是我们应该深刻反思的地方，也是中国学术迈向世界领先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