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4日杨振宁公开发表了《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而就在当天早上王贻芳看到了这篇文章，随即也写了一篇名为《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今天正是时机》。有争论的地方就会出现吃瓜群众，尤其是这种两方当事人都是顶级科学家的时候。当然这种争论在当前很难看出谁对谁错，总之都有各自的出发点。

近日主张建造环形电子对撞机的高能所所长、中科院院士王贻芳接受多家媒体采访，被提问最多的问题还是关于我国要建造的环形电子对撞机。

“对于CEPC，我们正在继续设计和进行关键设备的预研工作。原来的计划是2022年开建，但按现在的情况来看，提前是绝对不可能了，推后倒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王贻芳院士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

CEPC，即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这是由中国高能物理学家们于2012年提出的一个世界级高能粒子大型加速器项目，而王贻芳是该项目的主要推动者。

王贻芳专注于高能物理领域的研究，曾领导完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谱仪（BESIII）的设计、研制、运行和物理研究，同时，他还开创了我国中微子实验研究，提出了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方案并率领团队完成了实验的设计、研制、运行和物理研究。

2012年，王贻芳团队通过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该成果入选美国《科学》杂志2012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并获得了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目前，由王贻芳提出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处在建设阶段，计划于2021年左右完成建设，这也是中国主持的第二个大型中微子实验。除此之外，推动CEPC的建设工作，也是王贻芳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于该项目可能出现的推后情况，王贻芳告诉记者，一个项目的推动依赖于很多方面，2012年提出这个计划时，规划的是2022年开建，留下的准备时间是10年左右。

“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是在按计划推进，当时定的10年任务，现在离2022年还有3年，实事求是讲，还有很多准备工作没有完成，所以感觉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而这个也取决于国家未来‘十四五’计划和其它大的计划的执行情况。”王贻芳说。

相比于此前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和正在建设的江门中微子实验，CEPC无论从规模还是资金投入上都要大很多。正因如此，CEPC的项目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很多人对该项目提出了反对和质疑，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反对者便是杨振宁。

所以在过去多年间，每当王贻芳出现在公众场合谈论CEPC项目时，被问的最多问题便是“CEPC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对于这些问题，王贻芳已经回答了不知多少遍，但他依然每次都会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断科普，能让更多人了解CEPC的价值。

围绕建设下一代大型对撞机最大的质疑之一，就是：到底需要花多少钱？

“CEPC这个项目，360亿元人民币，这是我们两次估算之后得到的结果。”

“希望大家用我们的数字，不要用别人造出来的数字。”王贻芳说，有些人把“可能有的第二阶段建设费用”混在一起了。

那么除了基础科学的研究，CEP能带来哪些实际的好处呢？王贻芳在多年前就曾给出回答，他认为CEPC可以使中国至少在以下技术方面实现国产化：1、高性能超导高频腔，可应用于几乎所有加速器；2、高效率、大功率微波功率源，可应用于雷达、广播、通讯、加速器等；3、大型低温制冷机，可应用于科研设施、火箭发动机、医疗设备等；4、高速、抗辐照硅探测器、电子线路与芯片等。

除此之外，王贻芳还认为CEPC可以帮助中国在精密机械、微波、真空、自动控制、数据获取与处理，计算机与网络通讯等技术方面领先国际，可以培养上千名顶尖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引进上千名国际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形成一个国际化的科学中心。

支持 VS 反对

对于中国该不该建造巨型对撞机，已经有了3年多的争论，这个本来属于高能物理领域的专业问题也进入了普通人的视野。

支持的一方以王贻芳、丘成桐为主。王贻芳院士曾带领团队测得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这个实验入选了美国《科学》的“2012年十大科学进展”。中国现有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新的北京谱仪就是王贻芳院士主导研究建造的。

丘成桐先生曾谈到中国版巨型对撞机的建设设想，他认为此工程一旦举行，将在中国形成一个“科学的联合国”，吸引近万名国际国内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来中国工作。

反对的一方以杨振宁为主。在2016年9月4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94岁高龄的杨振宁公开发表《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一文，用七条理由反对了由“菲尔兹奖”得主、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支持建设中国版巨型对撞机的“几点意见”。

2017年5月11日，在清华大学科学馆，面对超过100万观众的网络直播镜头，杨振宁院士就“中国该不该建大型对撞机”再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